有一天下午有人联系我，说晚上 8 点才能见我，我们就约好了时间。晚上来见我的是两个男人，他们找我就一个目的：有一起寻衅滋事案，一审已经判 5 个人有罪，现在想让我去看守所会见这 5 个人中的一个，做他的工作，动员他一定要上诉。
我听到这个要求就觉得奇怪，深入了解后，案件的整个过程才慢慢清晰起来。
有个老板花 1200 万，在贵阳某郊区开了一家高档餐厅，当时生意特别好，人特别多。结果开业不到两个月，突然有人递话过来：“800 万，我要收购你这个餐厅。” 对老板来说，肯定不同意啊 —— 光装修就花了 500 万，才干了俩月，800 万收购一定不可能干。
他当场拒绝后，就发生了一系列乱七八糟的事。最终的矛盾冲突点是，在他拒绝收购要约后不到两个月，有一波人到他餐厅吃饭。他的餐厅是符合年轻人喜好的音乐餐厅，还是连锁店，规模很大，大厅里有个超大显示屏，客人扫二维码就能点歌、发祝福。
可那天晚上，这几个人进了包间后，就在包间里不断往显示屏上发污言秽语，内容不堪入耳，导致其他客人根本没法点歌、发祝福。
这种情况下，老板让员工去包厢看看情况。结果老板这边去了三四个人，包厢里有 8 个人，双方发生了冲突。老板这边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到场，把所有人都带走了。
当天晚上，老板这边的 5 个员工就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，老板没在场，跑了，被以寻衅滋事罪挂了网逃；而那 8 个往大屏发污言秽语的人，当天晚上就被释放了。后来，这 5 个员工都以寻衅滋事罪被判了不同刑期。
2018 年那个晚上找我的这两个人，说愿意给我 3 万块钱（后续还会付律师费），就一个要求：让我去看守所找这 5 个员工里的一个，动员他一定要上诉，不能服判。
他们把案件过程和背景介绍完后（有些背景不方便多说，大家自行脑补），我跟这两个人说：“第一，我建议你们别为难这个员工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他基本不可能上诉；第二，要是你们觉得找个律师试试就行，不管最后他上不上诉，这 3 万块都给律师，那这钱我不挣。根据你们说的情况，我判断他绝对不会上诉，我要是收你们 3 万块干这种没意义、没价值的事，不是我该做的。” 我当场就拒绝了，让他们可以找其他律师问问。
他们临走时说，老板最近打算投案（因为 5 个员工已经判了），还问：“郑律师，要是老板投案自首，你能不能替他辩护？” 我说：“我是律师，这就是我的工作。如果需要，他的近亲属可以来委托我。” 之后他们就走了。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那天晚上找我的两个人里，有一个给我打电话说要见我，还领着老板的母亲一块来了。他们一来，我就知道当初的判断没错 —— 那天晚上找我的两个人里，有一个就是饭店老板（他投案后已经被羁押），领着老板母亲来的是老板的堂哥。
我们聊了下一步的辩护思路，建立了委托关系、签了合同。第二天我就去看守所会见老板，按照律师第一次会见的工作流程，我问他：“你母亲聘请我当你寻衅滋事案的辩护人，你同意吗？” 他笑了，说：“郑律师，我有啥不同意的，就是我让他们找的你。” 我说：“我知道，但这是工作流程，得按规矩来。” 之后就正式接下了这个案子。
因为之前 5 个员工已经判了，老板被抓后，侦查工作推进得很快，没多久案子就到了检察院，我也能阅卷了。阅卷后，我拿到了整个案件的情况，包括双方的口供、公安提供的饭店监控。而且饭店还在，我找了留守人员，调取了当天晚上完整的监控录像。
梳理证据时，我的主导思路是：我的当事人是饭店老板，这是他自家的生意，开门迎客是为了挣钱，怎么可能让服务员、打手去殴打客人、寻衅滋事？这不符合常理。但大家要记住，刑事辩护里，光靠 “常理、常识” 判断是站不住脚的，没有证据支持，这些话没人会听，我太清楚这点了。
所以我们先把员工笔录、对方笔录的时间线列出来，还在饭店里找到了当天晚上那几个人往大屏发污言秽语的 U 盘，这是本案非常核心的证据。
之后我们反复查看监控，发现那 8 个人不是同时进的饭店，是陆陆续续进来的。其中一个穿运动装的人，在进门上台阶（监控区）时，身子一拧，运动服拉链里露出了一截棒球棍。而且，包厢里没有监控，但楼道有监控 —— 服务员推开门时，还没进去，就从包厢里扔出来十几个啤酒瓶子，之后双方才发生冲突。
我们把这些证据（对方 8 人的被害人陈述、5 个员工的供述、完整监控、发污言秽语的 U 盘）整理好，给审查起诉的检察院提交了一份详实的法律意见书，从证据和法律层面提出：不是饭店这边寻衅滋事，反而是那 8 个所谓的 “被害人”，去饭店时就做好了寻衅滋事的准备（包括携带工具）。
大家可能会问，侦查人员、检察院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？但在这个案子里，检察院的主办检察官思路很清晰，看了我们的法律意见书后，很快就做出了退回补充侦查的决定，要求公安列出提纲，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作出说明、补充证据。
就在这时候，当事人（老板）的异父异母姐姐从国外回来了。她直接到律所，和老板堂哥一起找我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为什么你们刚接案时不马上给我弟弟申请取保候审？你们工作不尽责！”
我跟她说：“取保候审要申请很简单，你们近亲属自己都能申请。但我作为律师，在案件证据没固定、情况没明确的时候，没把握就随便申请取保候审，是不称职的。而且我会见后知道，公安还在不停提审，我当事人很多情况都不认可，这时候申请取保候审肯定不合适 —— 提了，三天内被拒绝就没下文了，而且案子很快就到检察院，现在申请就是错的。”
但当事人的姐姐不认可我的说法，不过此时第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已经启动，事情也没法改了。接着她又提了第二个要求：“把你在检察院调的案卷给我看。” 我拒绝了。
我得说明一下：有人说 “未判决生效的刑事案件案卷是国家秘密”，这个说法不准确，因为没有给案卷标注 “秘密、机密” 的等级。但我作为律师，阅卷后拿案卷给在押的当事人看，给他核对证据，没问题；可要是给家属看，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家属没有阅卷权，案卷里有大量证人信息、同案人供述，还有侦查机关的办案思路，要是家属把案卷拿走，万一泄露了证据，导致证人翻供、证据灭失，这个责任谁来担？我跟她讲得很清楚：“案卷我不能给你，但案子的关键证据、辩护思路，我可以跟你详细说，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能解释。” 可她还是不理解，觉得我在 “藏着掖着”，甚至怀疑我跟办案机关 “有勾结”。
后来老板堂哥私下跟我说：“郑律师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在国外待久了，不懂国内的法律程序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案子好，咱们按你的思路来。” 有了家属这边的支持，我继续推进辩护工作。
公安补充侦查后，把案卷再次移送到检察院。我们又针对补充的证据，提交了第二份法律意见书 —— 公安还是没解释清楚 “对方携带棒球棍”“扔啤酒瓶”“发污言秽语” 这些关键问题，反而试图用 “员工供述里提到‘老板让教训一下客人’” 来佐证，但这个供述是孤证，没有其他证据能印证，而且那个员工后来也翻供了，说 “是公安逼供才这么说的”。
主办检察官看了补充证据和我们的意见后，召集了听证会，邀请了侦查人员、我们律师，还有法学专家一起讨论。会上我把监控里的关键片段放了出来：穿运动装的人露出棒球棍的镜头、楼道里啤酒瓶飞出来的镜头，还有 U 盘里的污言秽语记录，一条一条跟大家梳理 ——“如果我的当事人要寻衅滋事，为什么会允许客人在自己的餐厅发这种内容？为什么对方带着工具来，还先扔啤酒瓶，最后反而成了‘被害人’？”
听证会结束后没几天，检察院就作出了 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不起诉” 的决定。拿到不起诉决定书那天，我去看守所接老板出来，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不是 “谢谢”，而是蹲在地上哭了 —— 他被羁押了整整 8 个月，这 8 个月里，餐厅没人管，员工走的走、散的散，装修 1200 万的店，最后只能低价转让，还欠了一堆外债。
本来以为案子结束了，生活能回到正轨，可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。他出来后想重新找生意做，可因为有 “网逃记录”（虽然最后不起诉，但记录没消），去办营业执照、银行开户都受影响；之前的合作伙伴听说他 “进去过”，也不敢再跟他合作；家里人因为这事闹了矛盾，妻子跟他离了婚，孩子跟着妻子去了外地。
他尝试过开小饭馆、做建材生意，都因为 “记录问题” 和资金不足，没干多久就黄了。后面他跟我联系，说想出国打工，“国内不好混，去国外说不定能从头来”。我劝他再想想，可他已经下定决心。
昨天他给我打电话，说：“郑律师，我现在挺好的，就是有时候半夜醒了，想起以前餐厅里满座的样子，心里不是滋味。”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来，他说：“回来干啥？店没了，家没了，朋友也都疏远了，还不如在这儿踏实干活。”
这个案子让我特别感慨：很多人觉得 “无罪” 就是最好的结果，可实际上，对当事人来说，一旦被羁押、被立案，就算最后无罪，生活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尤其是做生意的人，时间就是金钱，几个月的羁押就能让一个火爆的餐厅倒闭；更别说 “犯罪嫌疑人” 的标签，会影响征信、工作、社交，这些伤害都是不可逆的。
我也想通过这个案子提醒大家：遇到刑事案件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刑事律师，不是说律师能 “走关系”，而是律师能帮你固定证据、理清思路，避免案子被 “错办”。像这个老板的案子，如果当初没有及时调取监控、找到 U 盘，没有反复跟检察院沟通，可能最后就是另一个结果了。可就算最后无罪，他的事业、家庭还是毁了，这是最让人遗憾的地方。
有时候我会想，我们做刑事律师，不光是帮当事人争取 “无罪”“轻判”，更要让他们知道，就算经历了这些，生活还得继续。可话虽这么说，当你看到一个曾经的 “风云人物”，最后只身一人在国外打工，还是会觉得心里发酸。这就是刑事案件的残酷之处 —— 它摧毁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的自由，还有他整个的人生。
我是遵义的专业刑事律师，如果您家人正涉及刑事案件，不确定如何应对或需要专业帮助，可随时联系我咨询，联系电话：18076283928（微信同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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